最近李银河的观点频频上各大网站头条，骂她的人也很多。我暑假在家时看一篇报道，说李银河做了一个讲座，讲述她的观点。讲座后一位老太太站起来发言，说：“我觉得还是保守点好”。全场鼓掌。我当时看了就很生气，深深感到和民众有些话就是说不明白。这位老太太说的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，作价值判断是最容易的事，根本不要动脑。无非是喜欢和不喜欢，这动物都会，狗也知道对它来说骨头好吃，蔬菜不那么好吃。这也促使我写那篇《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》，讨论一下论辩的规则。我当时想写篇直接支持她的文章。但有所顾虑一直没下笔。以下是《南方周末》对李银河的采访。里面集中了她所有的观点和她提出这些观点的出发点。我相信大家看一遍的话会理解李银河的。

■“性自由”的底线：
　　1.当事人自愿2.私密场所3.成人之间
　　■“性理想国”：
　　法律惩罚有罪的性(如强奸)，道德反对有错的性(如婚外性、乱伦)，其他均属于公民自由权利   李银河讲的太好了
　　■中山大学成立“彩虹社”，符合宪法，是一个进步
　　
　　李银河一提“性权利”，人群就莫名兴奋。反复出现的景象是——大家纷纷陷入自言自语之中，赞者自赞，贬者自贬；明明非常自我，但又都觉得自己正在关爱他人。此情此景之下，李银河的话几乎句句被热炒，却又拳拳都打空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接受采访时，她神情散淡，努力把身体埋进沙发里；她说话时轻风细雨，似无斗志。然而她的观点却一如既往地坦白直率。
　　她就是李银河，一个以提倡“性权利”而闻名遐迩的社会学家。即便如此，她似乎仍然难以坦然地说出“性交”这样的词汇，而往往代之以“那个东西”。
　　年轻时她怀疑过爱情，曾写道：“爱也许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欺骗，是一种奇异的想象力造出来的幻影。”
　　现在，她坚定地对记者说：“我只信一对一的，与爱结合的性，与性结合的爱。”
　　
　　吃饭第一，“性快乐”其次
　　记者：5月中旬以来，你在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省电视台、凤凰卫视、凤凰网等公众媒介频频露面，引爆关于“聚众淫乱”、“淫秽品”、“换偶”、“多边恋”是否合法或合理的巨大争议。是什么使你充满表达的冲动？
　　李银河：我一直在做性的研究，但一直没有人注意。1989年，我开始研究同性恋，出了第一本书———《关于同性恋的报告》，1991年在香港出版，次年又在内地出版。当时没多少人呼应，原因可能是媒体报道有所限制吧。
　　最近，包括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都来采访我，我想可能是媒体想推动什么吧，比如中国性自由。媒体尺度变宽是引起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　　另外，我觉得这个话题背后有一定的社会需求，现在至少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有条件“饱暖思淫欲”了。“食色，性也”，“食”是追求生存的欲望，而“性”是追求快乐的欲望。如果温饱尚成问题，那么“性”怎么可能成为当务之急？更别说“换偶”什么的了。
　　记者：很多中国人温饱尚成问题，现在讨论“性快乐”是否奢侈？
　　李银河：是，奢侈。在中国，温饱存疑的不下几亿人，他们根本不能奢望谈论这些，这也是一种“性不平等”，有些弱势群体甚至得不到性，更谈不上“性快乐”了。讨论性文化，城市和农村还是应该分开谈。追求“性快乐”的基本上还是城市人。就算在城市，下岗工人首先考虑的问题还是衣食住行，而不是“性快乐”。
　　
　　性，政治的玩偶
　　记者：你曾说，“性自由”异于别的自由，它几乎是被统治者和民众合谋压制的，为什么？
　　李银河：我觉得，多数民众并未意识到这项自由的存在。政府要管制个人，肯定会挑人最不好意思说破的那部分来管，而不是挑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反抗的那部分。比如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就业，这些都可以公开喊出来，但有几个人会公开喊我要性？民众自身就羞于开口，因为它毕竟是私人领域的事情。
　　其实，性权利也是理直气壮的权利。我常说，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利里，就蕴涵了性权利。就像它没写明人有吃饭的权利，但它肯定包括了这个权利。
　　其实中国的性并非一直压抑的。从春秋时代到北宋初年，性态度是较为开放的，这是第一阶段；宋明理学之后，才慢慢出现诸如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之类性压抑教条，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性压抑达到巅峰，这是第二阶段，我称之为“中世纪”；现在是第三阶段，“否定之否定”阶段，但是我们不是回归古代，而是受西方思想影响，引入“同性恋”、“性的平等”、“性权利”等概念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第三阶段才刚刚开始。
　　记者：“中世纪”的黑夜里不曾有一颗星星？
　　李银河：不是。虽然整个背景是黑的，但一些细节值得玩味。比如，民间，春宫图常作嫁妆，来告诉出嫁的闺女，这个东西怎么弄。咱们中国，像“春宫”这类东西其实很发达，所以，西方人一提起古中国、古日本就会很惊讶：中国人看性居然这么自然。福柯不是说嘛，东方有性爱的艺术，而西方只有性爱的科学，他还是很否定西方的。
　　寡妇守不守寡，是很私人的事情，宋明理学后，政府却把它强化成了公众舆论下的“应然”。政府还通过立牌坊、免赋税、免兵役来表彰这些行为，其实质就是管制。通过这些行为，政府权力就合理而有效地侵入了私领域。这种管制，也衍生了变态的性宣泄。清代，政府明文禁止高官嫖妓，这在此前是没有的，这就导致了清代有个同性恋的小高潮，高官找了很多小男孩。
　　现在，搞淫秽品会被定罪，中国历史上真没出现过。（注：假期里《南方周末》采访了一个前文化部长，好像叫刘什么。题目叫《文化部长是中国最难当的官》我看了以后非常生气。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，民众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，需要这些当官的去引导，告诉我们什么应该看，什么不应该看。照这个逻辑，文化部长确实是最难当的官！解放后被查禁的“黄书”只有到了一定政治级别的人才能看，因为他们可以不被“腐蚀”，真是荒唐！这位部长贬斥超女，显得自己多高尚。我倒以为一个有a片，有超女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）
　　记者：法禁“淫秽品”有问题吗？
　　李银河：我认为禁止“卖淫”、“淫秽品”、“聚众淫乱”那些法律条文与宪法冲突。我这个人就有点较真，可能是我在美国受到法制社会逻辑的影响。在法制社会，人们都很较真，比如，卖淫是合法的就可以存在，是非法的就要去抓。在中国，卖淫是非法的，但未必有人去抓。(注：1.现行《刑法》定“制作、贩卖、传播淫秽品”为罪，最高刑惩为无期徒刑；定“聚众进行淫乱活动”为罪，最高刑惩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2.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办法》规定：“卖淫、嫖娼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。”)
　　其实，在民间，包括性学界，大家都说甭管法律不法律的了，咱们做就行了。上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法律爱怎么矛盾就怎么矛盾，你管他呢，实际上不执行就完了。
　　
　　最革命的人，最保守的性
　　记者：“五四”运动对“性”有贡献吗？
　　李银河：贡献不多。我一直说，“中世纪”一直持续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五四”顶多传播了男女平等、一夫一妻、自由恋爱、自由婚姻、自由离婚的观念，此后，包办婚姻、买卖婚姻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一个具体的例子：19世纪末到“五四”一直力倡废止“裹小脚”。“裹小脚”起源于10世纪的一次偶然：宫廷里出现一个小脚的女人，众人觉得性感，就将其上升为女性美的特征。我觉得废止“裹小脚”具备“性别”上的意义———反对压制女性，但“性”上的意义并不大。

　　记者：你称“文革”文化为“无性文化”，政治为何如此极端地与“性”扯上干系？
　　李银河：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极端管制。在“斗私批修”的大环境下，最大的私是什么，是性啊，所以性必然要被搞臭。可以说，当时所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“性”都被认定是肮脏的，宋明理学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在“文革”中走到了极至。“文革”时代，很多人虽然自称是最革命的、最左的，实际上在性方面，他们是最最保守的。
　　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受制于组织或单位。单位有权管制“不道德的性行为”，就可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权随时都会受到威胁。当时婚外的所有性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。比如1980年代初，有8个工程技术人员(4对夫妇)参加了“换偶”，结果为首的被枪毙。回顾历史，类似例子太多了。这类“罪”统称流氓罪，更具体的法律名词是“聚众淫乱罪”。1997年，“流氓罪”如同“反革命罪”，在中国刑法里消失，但是，“淫秽品罪”、“聚众淫乱罪”却还在。
　　近30年，我们已经走出了“中世纪”，比如“童贞”一词渐渐消淡，婚检发现，现在六七成未婚女子都不是处女了。过去，婚姻是性的惟一出路，而现在大多数人不再理这个了。同性恋组织也出现了，这些都是改变。
　　记者：你如何解读“扫黄”？
　　李银河：“扫黄”可能很得民心吧。还有什么比“扫黄”更得民心呢？
　　
　　保罗心理，“套中人”人格
　　记者：西方世界的“中世纪”又是怎样一段？
　　李银河：其实基督教世界的性压制，比之“文革”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　　比如圣·保罗就认为，夫妻之间的性也是不应该的，但人类必须繁衍，所以性是不得不为的一种不良行为。他有大量的论述说，丈夫不应当频繁与妻子做爱，否则就是视妻子若娼妓；他还挺感慨地希望上帝造人时，有(性交之外的)另外一个办法让人类繁衍。
　　记者：《孟子·离娄上》曾说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中国人道德传统里对生殖的重视是否也是导致性保守的一个原因？
　　李银河：有可能，人们会由此认为不能导致生育的性是一种浪费。不过中国的禁欲、反性不是出于宗教原因。儒家不是很反性，圣人都讲了，“食色，性也。”
　　记者：也就是说，中国性的宗教氛围要比基督教世界自由？
　　李银河：对，自由得多。
　　其实美国的性保守力量特别强大，宗教氛围异常狂热。经常有不良少年拿着棒球棒上街殴打同性恋者，甚至杀死他们。这些少年并不害怕，他们心里知道，父母肯定是暗暗赞同他们的，至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　　布什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不也重申反对同性婚姻吗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美国的同性恋者解放运动，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民主党。民主党代表底层，属于宗教里的左派；共和党代表上层，属于宗教里的右派。左派一直在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，而右派则一直压制这种权利。现在，美国好像只有麻省(Massachusetts)通过了同性婚姻法，其他州针对该法辩论得都特别厉害。甚至有些人想通过联邦法来否定麻省的同性恋婚姻法。（注：许多人都觉得美国最开放，其实这是个误解。最开放的是欧洲那些拉丁文化的国家，美国是一个新教传统的国家。大家看看《红字》中描写的新大陆清教徒对性的异常保守态度就明白了。再看看现在的电影，美国电影和欧洲比起来，尺度要严得多。最“荒淫”的片子都是欧洲拍出来的）
　　就我在美国的经历来看，它的进步之处在于，各种观念可以公开地交锋。比如说好男人运动，号称有多少万男人游行，宣扬回归家庭，做好男人，做好丈夫之类，这都是保守派搞的；但在美国几乎所有比较好的大学，都有同性恋社团——一个小房子、各种同性恋杂志、各种同性恋书籍，开展同性恋如何适应社会的咨询和培训活动，方便同性恋交友活动。即使同性婚姻具有极大争议，但美国政府不能剥夺同性恋结社的权利，因为这是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。听说中山大学最近也成立了同性恋社团——彩虹社，真是得风气之先。这么庞大的少数群体居然就没有结社的自由？彩虹社做了一件符合宪法的事，是一个进步。
　　
　　美国人玩性政治，不差
　　记者：1977年，诺曼·波德霍兹(Norman　Podhoretz)著文称，同性恋是使得美国无法和苏联对抗的罪魁祸首，并呼吁美国应将国内斗争和国际反共斗争联系起来，美国人也玩性政治啊。
　　李银河：他们有这样一种反同性恋的理由：同性恋会瓦解军队。这个逻辑很奇怪，应是源自一种同性恋恐惧症的奇怪想法，英文专有名词为———homophobia。美国军队一直不允许公开的同性恋，否则就要受到处分。后来经克林顿提议，军队出台了“不说就不问，不查也不罚”的政策。
　　怎么能说同性恋必然瓦解士气呢？古希腊著名的底比斯圣军，即由一对对相互爱恋的男人组成。其转战33年，立下辉煌战绩，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力山大大帝击溃，全军覆没。由于每对恋人分在一组，各自急于向恋人展示战斗力，也竭尽所能保全对方，所以战斗力极强，曾创下300人御敌万数的辉煌战绩，战死者全是正面受创，争斗中不曾有一人背身逃跑。
　　记者：那现在，概括地说，美国到底是性自由，还是性不自由？
　　李银河：美国的性当然比咱们自由多了，自由到不知哪里去了。全美国，同性恋组织达到600多个，咱们有几个啊。旧金山30％的市民都是同性恋，在旧金山，同性恋者有自己的街道，彩虹旗可以飘在任何一个同性恋场所门外。同性恋者可以去国会游说，说服国家向其发放防范艾滋病的资金。
　　当然反对力量也很大，比如说布什。
　　记者：政府和宗教总拿性说事，性就成了它们的牺牲品吧？
　　李银河：对，性被放到了角斗场上，双方扯着它来较劲。性革命也属于性政治，在美国可以公开斗争。但很多国家你不能搞性政治，要搞的话麻烦就大了。
　　记者：你博客里曾设问，身体到底是国有还是私有的，答案是什么？
　　李银河：举个例子，1960年代左右，美国某州法律规定肛交要判刑30年。一个妻子生了丈夫的气，起诉丈夫和她肛交了，州政府于是关押了她的丈夫。但此后妻子后悔了，想撤诉，州政府却不让撤，好像这是一个公诉似的。这很荒谬，当事人都没觉得受伤害，而州政府倒觉得受伤害了，好像那位妻子是国有财产一样，怎么能这么理解问题呢？
　　
　　无论如何都要反对的是……
　　记者：你在《虐恋亚文化》里曾说，外国人觉得无虐恋是中国性的一大特色？
　　李银河：根本就不是。中国很多虐恋群体都有自己的网站，但是动不动被封。我见过这帮人，他们也是看了这书后来找我聊天，他们的圈子不小，一帮男男女女的很热闹。
　　我告诉他们：“现在有一个聚众淫乱罪，可能对你们很不利，我们也呼吁法律的改变。”有个小女孩(已经成年)挺有意思的，她说：“不必了，我觉得冒险的感觉也挺刺激的。”这就说明，还是有警察去抓他们的，或者至少是干涉吧。
　　咱们的历史中，对虐恋的记载确实很少，可能因为我们太重视生育吧。
　　记者：两个人玩虐恋违法吗？因为聚众淫乱罪是针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？
　　李银河：绝对不违法。而且，就算是超过两个人，也未见得违法，因为很多虐恋行为是不涉及到性行为的。比如一个人扮女王，其他人扮奴隶，过程根本就不涉及到性，那和开一个Party有什么区别？
　　记者：你书里提到了萨德：这个“性疯狂者”在监狱度过27年，无论君主制、共和制还是帝制都不给他自由。这是否表明确实有一类“性自由”，是全世界共同抵制的？
　　李银河：他写的东西确实很过分。他不只写，还身体力行。有一次他骗了街上的一个女人，用虐待的方式强奸了她。此类行为，估计所有的社会都会抵制，因为它是强迫性的。我认为，不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对性采取压制措施，而是所有社会都有针对性的规则。有些规则是要改革的，有些规则是不能变的，比如禁止强奸这个规则就不能改变。据我所知，古往今来，只有《拿破仑法典》没有对性作出任何规则，甚至没有规定强奸罪。
　　
　　李银河的理想国
　　记者：你曾说中国法律管了太多本该道德管的事情，那到底是道德体系出了问题，还是法律出了问题？
　　李银河：任何一项法令都有其历史背景。1950年代，整个中国都在扫黄，妓院被关掉，妓女被改造，那是新中国一个值得夸耀的成就。用学界一位研究地下性产业的人的话来讲，这反倒成了一个包袱，因为你有了1950年代那一段历史业绩，现在你还能让卖淫非罪化吗？
　　西方人的争议是，卖淫法是否利于保护妇女权利。比如德国，卖淫就完全合法化了。
　　记者：如你一样的性自由主义者，难道不担心反向的恶果———将“存人欲、灭天理”推向极至？
　　李银河：我觉得，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理性一点。性的规范还是需要的，不能什么规则都抛弃，然后大家乱来。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忽视性这个资源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不对性做出规范。我心目中，“性自由”的底线是：1.当事人自愿；2.私密场所；3.成人之间。
　　解释一下，婚外性行为与“换偶”不同，前者是在配偶不许可的情况下践踏婚约，而后者则是至少两对夫妻同时协商好的。如果夫妻不想接着过下去，他们可以离婚，但“换偶”者并不是感情破裂，他们只是需要性快乐。
　　记者：你曾说只喜欢和爱结合的性，但你怎么又赞同“换偶”这个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合理化呢？
　　李银河：我的喜好能是标准吗？这只是萝卜和白菜的区别，我并没有说我喜欢的爱性结合是一等的，而爱性分离则是次等的。
　　记者：像你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，借助公众媒体发言时，是否有责任清楚明了地告诉受众，哪些是你个人喜好，哪些是你学术研究的结论？
　　李银河：这个有必要吗？
　　但我也说了，我明确表示我不喜欢同性恋，不喜欢与爱分开的性，不喜欢与性分开的爱，不喜欢一夜情，不喜欢婚外恋，不喜欢换偶……几乎所有的我都不喜欢。我只是多样性里的一样，但我能够正视多样性的存在。喜欢萝卜的人就一定要辱骂喜欢白菜的人吗？人家天生就爱吃白菜，你把他们都杀掉吗？看看网上，很多人那意思不就是要把同性恋者灭绝掉吗？到现在为止，有8个国家对同性恋的处罚是死刑，他们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也应该那么做？（看看，这就叫公开运用理性！）
　　记者：给你一理想国，你希望国民的性是什么样的？
　　李银河：法律惩罚有罪的性(如强奸)，道德反对有错的性(如婚外性、乱伦)，其他均属于公民自由权利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以何为业

   其几天和一个好朋友在电话里聊天，她告诉我她决定不考研直接去工作了，问我为什么还能忍受这种天天读书的生活，她说感觉我和她应该是一路人。我简短的跟她说了一下理由。心想，该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了。

   自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家人们就经常说我肯定会像我父亲一样爱读书。我父亲地理、历史学得特别好，他们就说我以后也能学得特别好。不知道是不是“自我实现预言”，反正我确实迷上了读书，地理历史也学得特别好。家里没一人擅长数学，所以他们对我的数学成绩也比较宽容。高中数学模拟考，我经常不及格。妈妈说及格了就给我买双nike shox，然后我及格了一次，妈妈兑现了诺言。当年高考，数学刚刚及格（当然，那年题是难了点），能来浙大就全靠了文综了。看到文综成绩的时候，班主任告诉我我是班里的最高分（年级第二，第一是当年的省状元……）这成了那个暑假让我最兴奋的事情。因为我总觉得文综是“我的地盘”，现在我终于在我的地盘上打败了他们，虽然他们去了清华、北大……

   但尽管如此，从小到大，我的理想却和读书、做学问无关。我向来不觉得我会如此静得下心来。我当时的理想是学管理，读MBA，做职业经理人。我从小就对那些商场上的变故特别感兴趣。那些大公司的总裁叫什么，今天哪间公司被并购了之类的我都记得特别清楚，即使是学经管的也少有我这种敏感。前几天，遇到继阳，谈到晓栋去神州数码实习。我说神州数码是原来联想分出来的，柳传志退休的时候把联想分成了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，前者让杨元庆接班，后者交给了郭为。继阳很吃惊，说你怎么知道，而且说得和晓栋一样！我说这种事情我一直关心。

   从小到大，对于我适合能干什么，历来只有两种说法：当官和做学问。许多人评价过，答案却从来无处其右。那些初次见我的叔叔阿姨都说我适合做学问，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一个说法：我特别适合当官，当然这要除了冯老师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小学、初中和我一个班，高中和我一个学校。就是只知道闷头读书的那种。当时老师们都说他很适合做学问。确实当时我除了自认为思考问题逻辑还严谨（甚至许多老师说我钻牛角尖）之外，学习作风的严谨程度比他差了不少。他现在在人大读新闻，去年暑假，我们出来聊天。他告诉在学校里学生工作参加了很多，还是学生会的一个部长什么的，我有点吃惊。我问他你们新闻传播领域有个大师叫麦克卢汉吧，他说：麦克卢汉？没听说过。他在人大的学习成绩也很好，而我顿时明白了他只是“爱学习”，而不是“爱智慧”。在我们初中老师看来，我们两个的道路正好颠倒了过来。

  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，我要填管理学。我父亲坚决不同意。他说管理学根本就不应该本科生学（这点还是他有远见）所以我就填了另一个感兴趣的学科：经济学。当时觉得自己懂得不少了。来到大学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多么可怜，世间竟然有这么多事自己不明白。大一冯老师的社会学听得我如醉如痴。居然有这么一个学科，研究的都是我感兴趣的问题！！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当时有人要我和他一起做社团，我说先等我把我感兴趣的书看完，而一看，就一直看到了现在。

    大家在忙社团活动的时候，我在读书。打游戏的时候，我在读书。花前月下的时候，我还是在读书。但仍然觉得时间实在不够。几天前，晚上读书回来，校门口遇见我们班的一对情侣（都是我的好朋友）

——“大飞，这么晚才走啊，看书去了？今天图书馆不开吧”

——“是啊，但教室开阿”

——“又陪那个美女自修呢？王颖插话

——“非得陪美女才能自修？！我当然是自己自修”

——“你读书会的发言不是结束了么，还看什么阿？”王帅对我的活动比较了解。

——“书还有看得完的时候啊”

……他们默然

  这种生活我已经过了两年了。之所以是两年是因为大一该死的微积分让我整整一年没空看书。数学的吃力，对经济学解释力的极度失望，最重要的是这种没时间看书的日子让我厌倦了经济学专业。冯老师说我懒，我是很懒，但唯有在读书方面我从来不懒……

回到我好朋友的问题。我为什么会为追求学问付出这么多。我以前也说过。这一切，都起源于我的好奇。我就是无法忍受不能理解我所在的这个世界。一个人，即使不对这个世界进行深入的思考也能浑浑噩噩地度过这一生，毕竟我们会吃，会喝，会排泄，知道怎么能挣到钱，知到生病要去医院，就足以应付我们的生命了。但这和猪差别并不大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在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，而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。一个宇宙间小小的生灵，却试图凭借他的智慧，去把握一个时代的命运；试图用他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迷雾看到万物的流变，对人类的未来作出或乐观或悲怆的预言。这本身就令我们激动。世界是一块硬木板，我们用血肉之躯一下一下敲击，试图穿透这块木板，窥探到洞穴外面的秘密。或许我们能幸运地击出一个小洞，或许我们的手血肉模糊却终其一生一无所获。有些悲壮，不是么？但在这中间，或许有我们人之为人的伟大。韦伯说，一切学术的预设是：学术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，亦即有知道的价值。但这项预设无法用学术方法证明。这个预设，只能根据他的终极意义来诠释，而这种终极意义，各人只能根据自己对生命抱持的终极立场，加以接受或拒斥。所以我无法证明，只能说在我看来，学术是对智力要求最高的一项工作，一切不甘于平庸的人都应该来试一下。其实学术有点像智力游戏，这个问题康德弄明白了我能不能明白？当你阅读康德时，就是在和康德的智力竞赛。一场场竞赛下来，赢了的人留下作学问，淘汰的人去经商、从政。要是我设计“理想国”我就这么设计。

其实，一年下来发觉自己差得很远。智力只是非常非常勉强地够用，学术之难超乎我的想象。我一直期待着我能是一个天才，配得上这学问。但理智告诉我我只是一个努力的普通人。这让我明白要学好我就要付出更多。我有着追求完美的性格，如果我在研究生阶段不能做得很好，我想我会退出这场游戏。我非常担心我以后要是兴趣消退了怎么办，前一阵我突然不想再看书了，这让我胆战心惊。韦伯说。选择了你自己的神，其他的都是魔鬼。我时时要禁受住魔鬼的诱惑。在我眼里，不会为人处事的人太多，我总感觉要是我出去工作肯定比他们会干得好。同学去企业实习，我有时候也想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身手…… 昨天，中山大学的同学让我帮她写篇文章，她参加了一个著名网站的商业培训比赛，要写篇文章过初试。五个题目任选其一，有神六上天、北大毕业生卖肉，如何看学生高消费什么的。我给写完后看了下其他选手写的，感觉正如刘阳师兄所言：拿冯老师教的东西去和猪竞争，真是他太欺负他们了。 但不知为何，每当我被这些魔鬼诱惑稍有动摇时，只要看到冯老师，心就立刻会平静下来，似乎受到了一种能抚平我浮躁情绪的气场的包围。精神上的父亲，总有无法言说的让我追随的气质……

我常常感觉，如果我放弃学术，生活要比现在轻松得多。书是读不完的，如此努力所知还太少，这常常让我焦虑。如冯老师所说，学术是个千金拨四两的工作。投入很多可能产出非常少。学术生涯注定艰辛，学术圈里腐败横行，北大教师阿忆前几天还在抱怨北大教师工资太少入不敷出。我是不是要真的投身于这样的生活？我还没有最后的答案，不过我明白，当我面对这个从自身状况来看，腐败、不公到不愿也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学术界，而仍能无悔无怨，面对这个局面说：“即使如此，没关系！”只有做到了这一步，我才是听从了学术的“召唤”！

夜晚,

我无法入睡

期待一位魔神

能叩开我的心门

there is a highter level of doubt,

it is a daily battle with ourselves.

the only end to it,if we live to the end,is holiness.

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